关于当代知识分子的处境、立场和责任问题，近期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和讨论。偶尔翻书看到华中师大经济学院副教授赵峰写的《进入“庸人时代”的知识分子》，（刊登于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辑《社会学家茶座》）就是本人孤陋寡闻所见在这场讨论中说事理比较明白的文字。
什么是“庸人”和“庸人时代”？赵文说到：“除了物质，我们不再关心什么；除了金钱，我们不再追求什么。只有物质利益具有永恒的意义，思想和信仰成为虚妄。于是，我们进入一个‘庸人（philistine：一个欠缺人文文化、只对物质和日常事务感兴趣的人）时代’。”“现代世界成为庸人世界的标志就是知识与商业的媾和而成为一种获取物质利益、实现物质成功的职业。”“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彻底丧失”。而“知识分子独立性和批判性的丧失还体现在其公共精神的衰没上。”“公共精神衰没的结果，不仅是理想和信仰的隐退，更重要的是，当一个社会失去批判力量，其健康发展必然成为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进入这样一个“庸人时代”？赵文用了一个简约然而精彩的小标题——“市场进入、思想退出”，来概括作者对问题产生的原因的追究。按照文章所叙述的观点，“精神的优越性在于其相对于物质的独立性。就像色诺芬眼中的苏格拉底——物质幸福并非不值得，但幸福不在于对物质的占有，而在于从物质中获得满足。物质幸福的条件不过是物质供给的能力和物质需求的平衡，而平衡可以通过控制需求实现。物质与需求的关系最终取决于欲望——这赋予幸福极大的弹性。”“在古代世界，由于生产力的低下、物质的匮乏，人们被迫通过控制对物质的欲望实现物质需求与物质供给的平衡，从而使精神具有超越物质的重要性，使思想及作为思想的生产者和捍卫者的知识分子具有特殊的社会价值和崇高的社会地位。进入现代以来，人们获取物质产品能力的增强、满足物质欲望手段的成长进一步推动物质欲望的扩张，在物质与精神的对决中，物质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
。同时，与现代化相伴的理性化的发展，进一步为人们确立了行为合理性的标准，理想和信仰逐步退出意识空间。于是，思想的地位下降了，知识分子的立身之本丧失了。促使思想降格和知识分子退位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化。”
对于古代知识分子是否如文中所说的那样“具有特殊的社会价值和崇高的社会地位”，而当代知识分子的“被迫屈服”能不能以“市场化”作为让自己心安理得的理由，我们可以见仁见智——因为对前者，我们可以古代许多知识分子的穷困潦倒和遭受“文字狱”残酷迫害的事实加以有力驳斥；对于后者，我们也能从西方高度市场化国家以及国内虽不多见但毕竟还有的知识分子的表现那里找到不同论点的佐证——然而，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从思想阵地撤退，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不再关心终极价值，不再试图劝导人们超越物质，而是自身也越来越世俗化，在学识领域通过介入市场获得安身立命之所，为个人私利甘愿沦落为市场的同谋甚至奴隶，却是一种不争的事实。
我在这篇文章的页边加了许多批语，如：“因公共空间收缩而从中退出的丧失了独立性、批判性和公共精神的知识分子，已不能代表社会的良知和良心，但往往又要打肿脸充胖子继续以此标榜自己并蛊惑大众，于是就成了一批混迹于公共领域专为资本或权力服务的小丑和骗子。”“知识变成了商品，但思想不会，因为一旦成了商品就不再是思想。所以，传统意义的知识分子应改称‘思想者’才恰如其分，不要再使用‘知识分子’这个名号。”在原文中说到“屈从于世俗生活的知识分子表现出政治上冷漠、思想上被动”的段落旁边，我甚至还写下了一句颇为偏激的话：“甚至，可以容忍自己的思想被人强奸，然后也会以‘思想’的名义去强奸别人。”
我虽受“正规国民教育”的资历很浅，但却一直被归于知识分子的圈子。对于我国知识分子在当下的处境，我也一直抱有一种介乎同情和不平的心态，以为社会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没有给予恰当的定位和充分的尊重，超越物质的结果是个人物质需求不能得到满足，与现实的世俗生活疏离往往会导致社会的不睬甚至排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无法要求所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或读过几本书的人都舍弃个人的物质欲望而担当起为社会“思想”的责任，如哲人所说“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转引自赵文）但是，我们换一下角度思考，如果“思想”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且注定会得到社会的重金奖赏，那思想的价值就会贬低，知识分子的人格也就不再高贵，哪个社会会以优厚的待遇养活只会对世事说三道四的闲人？一批利欲熏心的人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对社会能有多大的意义？
中国历来“学而优则仕”，读书的目的是为做官积累本钱。在中国古代，真正能保持孤傲的性格、甘于清贫并甘于寂寞的士人很少。在西方现代，也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以天下众生为念，屈从于欲望成为物质的奴隶者大有人在。“以独立证实其自由，以孤独证实其独立，蔑视理性之外的一切权威”（柏拉图：《苏格拉底对话集》，转引自赵文）——只是苏格拉底式的知识分子的骄傲情怀。其实，这些话本身已透露出即使在苏格拉底时代知识分子的处境也并非美妙得令人羡慕，思想的独立性和对现实的批判性必然导致知识分子与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紧张关系。而思想和作为思想生产者和捍卫者的知识分子的价值，也正存在于这样的社会情境之中。无论以历史还是现实世界为据，我们都可以坚持自己的批判立场，却没有正当的理由抱怨，思想者或传统意义的知识分子无法介意社会给自己待遇的高低。
我十分赞赏赵文最后的两段话：“即使整个世界都卷入了商品洪流中，仍然需要某些人站在岸上。”“引导社会思想，提高民众文化，提供社会批评，倡导终极价值，探索普遍真理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他们没有权利成为庸人。”但我还是想补充几句：促使知识分子思想的动力是心怀天下的道义感、对苍生命运的责任感和探索普遍真理的兴趣，而不是社会给自己的厚遇。社会理性化的发展会促使物质欲望扩张，也会引导对公正的思考，引导人们向终极价值靠近，而人类社会将在这样不断深化的理性思考中取得进步。所以，即便是许多知识分子成为“庸人”，也总会有人“站在岸上”。我们需要的是社会有一定的宽容度，给予各种思想存在的空间和公开发表、交流的权利，仅此而已。
至于眼下是否进入了“庸人时代”或历史上有没有过非“庸人时代”，还有待商榷。但从这讨论发生的背景来看，一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实践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二是思想领域的开放使讨论者能够畅所欲言。不能不说，这已经是个不小的社会进步。尽管我们不能不正视面临的问题，但绝没有理由悲观失望，知识分子思想空间的拓展只能靠知识分子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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